烈士遺屬子女代表。
那一年，我十七歲。
我記得自己被叫去拍照時，何靜芳把我往后推了半步。
她說：“遙遙鏡頭感好，你別擋著。”
當時我以為那只是她偏心。
照片右下角有小小的活動編號。
YG-2016-QM-17。
我拿手機拍下它。
這不是核心證據，卻能證明何遙代表身份不是今天才被安排。
我又給陳姨發消息。
“館里七年前清明活動有沒有志愿者名單？編號 YG-2016-QM-17。”
陳姨沒有回。
但兩分鐘后，她發來一張裁切得很小的照片。
是舊登記冊。
活動名稱后面寫著“葉長青遺屬慰問”，代表人卻填著何遙。
旁邊備注：葉照，陪同。
陪同。
兩個字像一根細**進指甲縫。
我在父親的慰問名單里做了七年的陪同。
我把照片存好，打車去公證處。
公證處二樓的調解室里，何家人已經坐滿半邊桌。
何靜芳穿著黑色套裙，眼眶紅著。何遙坐在她旁邊，穿白襯衫，胸口別著紀念館志愿者牌。
那塊牌子上一世屬于我。
何遙看見我，先站起來：“姐，你來了。”
這個稱呼從她嘴里出來，像往桌上倒了一杯涼水。
上一世她也是這樣叫我。
她站在展柜前，握著父親的軍牌，對記者說：“姐姐從小身體不好，家里一直由我陪母親整理父親遺物。”
我反駁時，記者鏡頭已經轉開。
一個不被檔案承認的女兒，連憤怒都像攀附。
我把回執放在桌上。
“別叫姐。今天只談簽收資格。”
公證員姓羅，五十多歲，戴銀邊眼鏡。他沒有看回執，先把一份文件推給我。
“葉照女士，這是家屬和解確認書。你先看一下。”
紙張厚，抬頭正規，下面已經有何靜芳和何遙的簽名。
我的位置空著。
和上一世一模一樣。
我沒有接。
“封存袋呢？”
羅公證員推了推眼鏡：“封存袋由服務站專人押送，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