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和丈夫顧衍之，在只剩幾張桌子的辦公室里，已經抽了整整兩包煙。
煙霧散不出去，嗆得我眼睛發酸。他盯著電腦屏幕上的財務報表，我盯著他。
這個我跟了八年的男人，脊背佝僂著，襯衫皺成一團，下巴上全是扎人的胡茬，兩只眼睛紅得像熬了三天三夜。
事實上，他確實三天沒合眼了。
“銀行那邊……劉主任怎么說？”
我開口，嗓子像被砂紙磨過。
顧衍之沒回答。
他只是緩慢地搖了搖頭，搖得很重，像脖子上系了一塊石頭。
然后他用掌心搓了一把臉，啞著嗓子說：“能借的人，全借了。下周三之前，尾款再打不過去，裝修行那三個工地就得全停。違約金加上工人工資……”
他沒說后面的話。
但“破產”兩個字，我聽得清清楚楚。
那口氣像一根冰冷的鐵釘，釘穿了我最后的僥幸。
八年。
我們從城中村那間連熱水都沒有的出租屋開始，一塊錢一塊錢攢，一個單子一個單子磕，終于在這座城市有了自己的房、自己的車、自己的裝修公司。
而現在，全要沒了。
我不甘心。
手指發抖地翻著通訊錄，從A劃到Z，又從Z劃回來，一遍、兩遍、三遍。
能借的，三萬五萬，朋友們已經掏干了。
親戚那邊，兩家父母全是退休工人，養老的錢都轉給了我們。
翻到**遍的時候，手指無意間劃到了一張舊照片。
照片里，我靠在老家的木頭床頭上，懷里抱著一個皺巴巴的小嬰兒，笑得沒心沒肺。
那是三年前，我生下女兒的時候。
記憶猛地被砸開了一個口子。
我想起來了。
懷孕七個多月的時候，我挺著大肚子回老家待產。我姐林念真，特地從鎮上坐了一個半小時的中巴車趕回來看我。
她穿著那件洗得起毛球的灰色外套，手里拎著一袋自家曬的紅棗，還有一個用舊手絹包著的小東西。
“知暖，這個給你。”
她把手絹包遞到我手上，笑得有點不好意思，眼角那幾條皺紋全擠在一起。
“不值錢，就是……就是個老物件，你別嫌。”
我打開，是一枚玉佩。
巴掌大小的一塊，灰綠色，上面刻著幾條看不太清的龍紋和云紋，邊緣磨得光滑，系著一根褪了色的紅繩。
樣式老得不能再老，質地也看不出好壞，和我給寶寶準備的那些海淘的衣服、玩具比起來，它像上個世紀的遺物。
我當時說了聲“謝謝姐”，心里想的是：這都什么年代了，誰還戴這個。
隨手塞進了行李箱的側兜里。
然后就再沒想起來過。
這一忘，三年整。
此刻，在這間快要搬空的辦公室里，在所有路都走到頭的夜晚，那枚被我扔在角落的玉佩，忽然在腦子里亮了一下。
微弱的、不確定的，但確實亮了一下。
我猛地站起來。
椅子往后一滑，撞在墻上。
顧衍之被嚇了一跳，抬頭看我：“怎么了？”
“回家，找個東西。”
我抓起包就往門口走。
他追上來：“什么東西？”
“一塊玉，我姐給的。”
我不知道那塊玉能值多少錢。
兩百？五百？撐死一兩千？
但這是此刻我腦子里唯一還沒被翻過的口袋了。
哪怕只是一根稻草，我也得攥死了。
車開得很快。
到家后我連鞋都沒脫，直接沖進臥室，踩著凳子把衣柜頂上那個舊行李箱拽了下來。
三年沒動，拉鏈都有點生銹。
顧衍之跟進來，看我把里面的東西一樣一樣往外掏——舊睡衣，待產包，一本寫了一半的孕期筆記。
“你到底找什么？”
“一塊玉佩，一塊我姐送的玉佩。”
我頭都沒抬。
終于，在行李箱最里層的側兜里，我摸到了那塊舊手絹。
打開。
玉佩就躺在里面，和三年前一模一樣。
灰綠色的玉面，刻著模糊的龍紋，邊緣圓潤，紅繩已經褪成了粉白色。
在臥室的燈光下，它看起來灰蒙蒙的，毫無光澤，甚至有點臟。
怎么看都不像值錢的東西。
顧衍之走過來瞟了一眼。
他的表情我太熟悉了——那是希望剛冒頭就被掐滅的樣子。
“這……能頂什么用？”
“試試再說。”
我把玉佩握在掌心，冰涼的觸感透過手心傳上來。
“小區東門那條街新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