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站起來，拿著那份被圈改過的報表，準備離開。
走到門口的時候，王總又叫住我。
“小蘇。”
我回頭。
他還是那副和善的笑容：“PPT做好以后，先發我過一遍。”
“好的。”我說。
我走出他的辦公室。門在身后關上的那一剎那，我的手指碰到了褲子口袋里手機的Home鍵。
屏幕亮了。
錄音界面還在計時。
四十七分鐘。
從我進門前按下錄音鍵的那一刻起，這場談話的每一個字都被完完整整地存進了我的手機里。
回到財務部，我拉上自己小隔間的簾子，坐下來。
心跳得很快。
不是緊張。是憤怒。
那種憤怒不是被老板罵了之后的委屈，不是加班太累的煩躁，而是一種更深的、更冷的情緒——他又一次覺得我不會反抗。他覺得這三年來我忍了那么多次，這一次也會忍。他覺得“年后落實”這種話還能騙到我。他覺得我的職業道德、我的從業資格證、我在這行干了六年攢下的清白，都抵不過他老婆空殼公司賬上的一個零頭。
他還覺得，他讓我當替罪羊，是一種施舍。
我把手機放在桌上，打開錄音文件。王總的聲音從揚聲器里傳出來，清清楚楚：
——“采購成本這塊，不用寫那么細。”
——“退貨率也別單列了，并入正常損耗。”
——“這筆錢，直接刪掉。不用體現在報表里。”
每一個字，都是證據。
我把錄音文件加密壓縮，用“2024年度員工培訓資料”作為文件名偽裝，存進了三個不同的地方。然后把手機連接電腦，把錄音導進一個帶密碼的文件夾里。
做完這些，我拿起內線電話，撥了孫姐的短號。
“孫姐，方便過來一下嗎？”
三十秒后，孫姐推開我隔間的門。她四十出頭，戴一副金絲邊眼鏡，是財務部除了我之外資歷最深的人。王總不太喜歡她——因為她嘴不甜，不會笑，每次開會都坐最后一排，從不鼓掌。
但她的賬，全公司最干凈。
“王總找你？”她在椅子上坐下來，壓低聲音。
“讓我做假賬。”我說。
孫姐的表情沒有變化。她在公司待了八年，什么沒見過。
“哪一塊？”
“采購成本、退貨率、還有那筆230萬的咨詢費——他要我直接刪掉。”
孫姐摘下眼鏡，用衣角擦了擦鏡片。這個動作很慢，慢到我能在她的沉默里讀出很多東西。
“你答應了？”她把眼鏡戴回去。
“答應了。”
“然后呢？”
我把手機遞給她。屏幕上，錄音文件正在播放。
孫姐聽了一分鐘左右，把手機還給我。
“你打算怎么辦？”她問。
“述職會那天，我來講PPT。”
我看著她，把后半句話說完。
“但PPT里放的不是他讓我改的那一版。”
孫姐看了我三秒鐘。然后她做了一件讓我意外的事——她笑了一下。我在財務部待了快三年，見她笑的次數一只手數得過來。
“你錄音，他不發現？”她問。
“他從來不檢查我手機。他根本不覺得我敢。”
“他讓你把PPT先發他過一遍。”
“我會發他一版假的。”
孫姐點了點頭，站起來，拉開簾子準備出去。走到一半又停住，回頭看了我一眼。
“蘇晚。”
“嗯？”
“你的賬，我幫你平。要是出事了，我不會說我不知道。”
她把簾子放下，走了。
我坐在工位上，看著電腦屏幕上的財務軟件界面，深吸了一口氣。
還有三天。
三天后的述職會，全公司所有中高層都會坐在那間會議室里。各部門負責人、股東代表、還有總部派來的審計專員。王總選了最大的會議室，因為他說“今年要讓股東看到信心”。
好。
我給你信心。
三天時間，夠我干很多事。
第一件事，是做兩版PPT。一版給王總看的——干干凈凈，所有“潤色”都按他的要求處理好了，230萬那筆賬消失得無影無蹤。另一版是我真正要講的——每一頁原始數據旁邊都附上了銀行流水截圖和憑證編號。
第二件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