謝。”
我走進辦公室，關上門，坐到椅子上。桌上放著熱美式，旁邊還有一份今天的報紙。這些細節都是我的助理喬予安安排的，她跟了我六年，比任何人都了解我的工作習慣。
我端起咖啡喝了一口，拿起手機。
程硯白發了三條消息。
第一條是早上六點五十：“粥煮好了，你起來了嗎？”
第二條是七點四十：“對不起。”
第三條是八點十五：“你到了嗎？回我一下。”
我沒有回復。
我撥通了喬予安的內線電話。
“予安，你來一下我辦公室。”
三十秒后，門被敲響，一個穿著淺灰色職業套裙的年輕女人走了進來。喬予安今年三十一歲，長發扎成低馬尾，戴一副黑框眼鏡，手里永遠拿著一個平板電腦，看起來干練又專業。
“林老師，什么事？”
“坐。”
她在我對面坐下，打開平板，觸控筆已經握在手里。
“我需要你幫我查幾個人，”我說，“第一個叫沈薇，女性，大概四十歲左右，做醫藥的，最近剛從國外回來。查她的**、履歷、現在的公司和財務狀況。”
“好。”
“第二個是程硯白的父母，查一下他們這些年的人際關系、經濟狀況，尤其是跟孩子有關的任何信息。”
喬予安的筆頓了一下，但她沒有抬頭，只是說了句：“好。”
“第三個，查一下十六年前，程硯白讀博一的時候，他所在學校的相關記錄。我需要知道那個孩子的出生信息、戶籍信息、入學信息，所有這些能查到的都查。”
喬予安抬起頭看了我一眼。
她跟了我六年，當然知道程硯白是我的丈夫。她也知道我們丁克了十二年，因為有一次咨詢中心團建的時候，有人聊到孩子的話題，我說過我和先生沒有要小孩。
現在我突然讓她查這些東西，以她的聰明，她一定已經猜到了什么。
但她沒有問。
這是喬予安最讓我欣賞的地方，她永遠知道什么時候該問，什么時候不該問。
“什么時候要？”她問。
“越快越好。”
“好，我馬上去辦。”她合上平板，站起來往外走。
走到門口的時候，她停下來，回頭看了我一眼。
“林老師，”她說，“您還好嗎？”
我看著她，沒有回答。
她點了點頭，拉開門走了出去。
辦公室重新安靜下來。
我轉了一下椅子，面對著落地窗。窗外是這座城市的天際線，高樓林立，車流如織。十二樓的高度讓我覺得離地面很遠，像是站在另一個世界俯瞰人間。
手機又震了一下。
我拿起來一看，是程硯白發來的：“孩子的媽媽下午要來家里談，你能不能回來？”
我盯著這條消息看了十幾秒，然后打了兩個字：“幾點？”
“三點。”
“知道了。”
放下手機，我從抽屜里拿出一個文件袋，里面裝著我和程硯白的丁克協議。這份協議是我請他找人起草的，每一頁都有雙方的簽名和手印，還有一個公證處的公章。
協議的核心內容很簡單：雙方自愿不生育子女，如一方違反約定擅自生育，需承擔相應違約責任。
這個“相應違約責任”在當時寫的時候，更多是一種象征性的條款，因為我們都沒想過真的會有人違反。
但現在看來，他早就違反了。只是這個“違反”，發生在協議簽署之前。
我拿起電話，撥了另一個號碼。
“陸律師，是我，林知意。”
“知意？好久不見，怎么了？”陸清和是我的大學同學，也是我信得過的同行，專攻家事法律方向。
“我需要你幫我準備一些材料。”
“什么材料？”
“離婚相關的。”
電話那頭沉默了兩秒。
“你和硯白？”
“嗯。”
“什么情況？”
“比較復雜，”我說，“你先幫我準備吧，后面我再跟你詳細說。”
“行，我知道了。需要保密嗎？”
“需要。”
“明白。”
掛了電話，我靠在椅背上，閉上眼睛。
窗外的陽光透過百葉窗照進來，在辦公桌上投下一道道細長的光影。光線里有細小的灰塵在浮動，像無數個微小的星球在緩慢旋轉。
我想起十三年前，我和程硯白在民政局門口排隊領證。那天也是個大晴天，他穿著一件白色的襯衫，頭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