巴黎戴高樂機場。

冰冷的凍雨砸在水泥地上。

我推著兩個二十多公斤的行李箱走出機場航站樓。

冷風夾雜著雨水灌進大衣，我沒有停頓，徑直走向RER *線地鐵站。

在來之前，我在網上租好了巴黎十三區的一間頂層閣樓，當地人叫它“女傭房”。

公寓沒有電梯。

木質的螺旋樓梯狹窄逼仄，我將兩個箱子一步步、一階階地扛上七樓，雙手磨出了兩排水泡。

推開那扇剝落了油漆的木門，房間只有九平米大。

一張單人床，一個洗手池，一扇漏風的天窗。

廁所在走廊盡頭，由四戶租客共用。

第二天清晨，我帶著打印好的簡歷，開始在十三區的**街一家一家地找兼職。

巴黎高等美術學院的學費雖然不高，但昂貴的畫材和日常開銷，靠我身上僅有的一點積蓄根本撐不下去。

我走進一家川菜館。

“老板，招洗碗工嗎？我什么都能干。”

老板是個胖乎乎的中年人，打量了我一眼：

“后廚很累，小姑娘干不了。”

“我能干，您可以試用我一天，不要錢。”

老板丟給我一條臟兮兮的橡膠圍裙：

“去后面吧，時薪八歐，包一頓晚飯。”

后廚悶熱潮濕，混合著辣椒和洗潔精的刺鼻氣味。

我站在半人高的水槽前，機械地刮掉盤子里的殘羹冷炙，再用高溫水管沖洗。

第一天結束時，我的雙手被熱水和工業清潔劑泡得發白起皺。

夜里，巴黎的氣溫降到了零度。

閣樓沒有暖氣，天窗的鉸鏈壞了，寒風不斷灌進來。

我裹著大衣坐在硬板床上，借著天窗透進來的路燈光，用凍僵的手指在速寫本上畫下了巴黎的第一張線稿。

畫的是一堆沾著血跡的碎裂瓷片。

接下來的半個月，我的生活變成了兩點一線。

白天在美院上課，晚上在餐館洗碗。

走廊盡頭的502室，住著我的鄰居。

他是一個年輕的華裔男人，叫顧宴。

每次在走廊或公用洗手間碰到，他總是穿著整潔挺括的大衣，戴著金絲眼鏡，神情冷淡而專注。

我們沒有任何交集，最多只是在樓梯口錯身時，點頭算作打招呼。

周五晚上，餐廳爆滿。

我的兼職從洗碗工轉成了服務員。

我端著一盆滾燙的水煮魚穿梭在狹窄的過道里。

左側桌邊，一個喝醉的法國男人突然推開椅子站起身，撞在了我的胳膊上。

紅油湯汁濺了出來，直接灑在我的手背上。

“沒長眼睛嗎？！”

男人用法語大聲咒罵。

我忍著手背上鉆心的劇痛，把盆穩穩放在桌上，用流利的法語平靜地回復：“先生，是您突然站起來撞到了我。

如果您覺得是我的責任，我們可以報警并調取餐廳監控。”

男人愣了一下，見我態度強硬，周圍的食客也看了過來，只能罵罵咧咧地坐下。

下班后，我拿著老板結的周薪，去畫材店買了兩支最基礎的溫莎牛頓顏料。

回到公寓樓下，我提著顏料和一袋十公斤的打折土豆，開始爬那七層樓梯。

手背上的燙傷已經起了一片密集的水泡，布袋勒在手上，像刀割一樣疼。

爬到五樓時，腳下的木樓梯發出一聲脆響，我一腳踩空。

紙袋底部突然破裂，土豆順著樓梯滾落了一地。

我嘆了口氣，蹲下身，忍著痛，一個個去撿。

一雙穿著黑色皮鞋的腳停在我面前。

顧宴蹲下身，修長白皙的手幫我撿起腳邊的土豆，放進他隨身攜帶的帆布環保袋里。

“謝謝。”

我低聲說。

他站起身，目光極其精準地落在了我的手背上。

“燙傷不處理，會感染發炎。”

他的聲音清冷。

“沒事，我回去用冷水沖一下就好。”

他沒再說話，提著裝土豆的袋子走到七樓，放在我的門前，轉身回了五樓。

十分鐘后，我的房門被敲響。

顧宴站在門外，遞過來一支燙傷膏和一卷紗布：“一天涂兩次，不要碰水。”

我接過藥膏：“多少錢，我拿給你。”

“不用。”

他透過門縫，看了一眼我桌上劣質的畫材，從口袋里拿出一張**遞給我。

“巴黎青年藝術家扶持計劃。

入選者可以獲得一萬歐元的畫材補貼，以及在畫廊展出的機會。

下周五截止。”

說完，他轉身下樓。

我看著那張**，用兼職攢下的錢，買了一套顏料。

花了一個星期的時間沒日沒夜地畫，完成了參賽作品《籠》，并按時遞交。